厚重朴实、难能可贵的第一部知青全史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当代中国发展历程中一个延续25年以上的重大事件，从起始、高潮到结束，大体贯穿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以及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初期的几年。这件大事，普及于全国城镇、乡村几乎每个角落，直接牵动城镇几乎半数的家庭。它是我国社会领域的大事、要事，同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体制都有密切的渊源和关联。这样一个长时段、全领域、广覆盖的重大事件或社会运动，有多维的动因、曲折的进程、许多个层面，呈现出不同的面相。身历其中的家庭和当事者，会有酸甜苦辣、悲喜哀乐的遭际和感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五味杂陈，人言言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人们广泛关注、议论的一个热点，而且还深刻影响到后来的历史。全国的知青回忆录已有成千部、上万篇，对于留下那段历史记忆和镜鉴，是非常珍贵的，但全程回顾和全面总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史学著作，似乎还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两位学者很有价值的《中国知青史》两卷本，从“初澜”、“高潮”的副标题来看，也还称不上全史。

令我们十分欣慰的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孙成民研究员所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川知青史》三卷本，终于打破了尚无知青全史的状况，填补了学术空白，这部史著是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全面实录，亦堪称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全程缩影。孙成民同志得以写出第一部朴实厚重、难能可贵的知青全史，绝不是偶然的。珠胎暗结已在45年前，完成鸿篇巨制则有赖于十年来夜以继日、孜孜不倦的奋战。作者是以三重身份、从三个视角、怀着三份责任来写这部知青全史的。一来他是有近十年“知龄”的知青，而且是全省知青队伍里一位先进标杆人物，在贫瘠的山乡经受了人生的磨炼，积聚了精神的财富，对山乡有刻骨铭心的个人体验。二来他是知青工作者，在当知青时期先后兼任过县、地、省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省知青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参加过一些全省知青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条件自上而下从全局来了解知青的生存状况和知青工作的成绩与问题。三则他是专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19年前，经“公选”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后来还兼任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这使带着浓厚“知青情结”的他，把回顾和研究知青史进一步升华到理论的高度，立意让过去与未来对话，以“存史、资政、团结、育人”为研究的旨归。就是这样三重身份，驱动着他把撰写《四川知青史》当成一种义务、责任和使命，也使他完成这个颇具挑战性的研究课题具备了较他人优越的条件和较充足的底气。顺便说一句，作者的夫人李莉，是与他志同道合的知青先进人物，曾以知青身份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在撰写这部巨著的过程中，不愧为他的贤内助。

初步浏览这部133万字的史著，认为有三个特点和优点：

一是全程全面。该书以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三十多年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为背景，系统展现了四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起始、发展到结束的全过程，完整勾勒出了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来龙去脉。这段历史进程并非径情直遂，而是相当曲折、复杂。从本书按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时期，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初期这三个不同的阶段来划分的一、二、三卷，以及各卷里按时间顺序，以形势变化与不同的工作重点相结合来划分的章节，就不难看出其间洪流滚滚、潮起潮落，以及暗流涌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乘坐知青的舟船，不能不在波涛中颠簸前行的轨迹。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角度看，有宣传动员、组织安置、管理教育、保护解难，以至返城、升学、就业等复杂的内容。仅就安置而言，就有组织志愿垦荒队、国营农林渔场安置、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分散安置、组建公社的集体农林茶场安置、云南支边、建知青点安置、厂社挂钩安置等各种方式。书中都一一娓娓道来，使我们了解到为了统筹解决知青问题，政策上做过哪些调整，采取过哪些举措，安置形式又做了哪些探索和改变。这种全程性和全面性的阐述是以往知青史研究材料中比较欠缺的。

二是实事实录。学术研究要力求占有全部材料。作者不仅对他知青时期的日记、笔记等资料珍如拱璧，还在搜集和挖掘知青史料上，如饥似渴地以超常毅力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长年累月泡到档案馆、图书馆浩如烟海的故纸堆里爬梳、筛选，从中查找、摘抄了上千万字的原始资料，再从中比对、概括，以观点统率材料，写入书里相应的篇章。作者力求做到前辈史学家提倡的“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书中引用的有关知青工作的文件、讲话、社论、评论、典型报道，知青工作部门的文件、简报、统计，知青上山下乡的专著、回忆录、大事记等等琳琅满目，单是注明引文出处的就近三千条。四川省（包括今重庆市）的每个市、地、州和大部分县区差不多都涉及到了。我在1974―1975年曾在当时省革委政治部协助主管知青工作的省委书记何云峰同志撰写这方面的讲话稿，并同省知青办主任余之光同志到绵阳等地搞过调研，读到书中有关部分，觉得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我爱人“文革”前是团县委书记，“文革”中作过县知青办主任，也认为所引用乐山、五通桥的材料符合当时的实情。在主要采用文献法的同时，作者也重视口述访谈、田野调查、个案调研等方法，力求摸清真实情况，尽量复原历史场景，处处用事实说话，不搞“空对空”，这是值得点赞和提倡的。

三是理正情真。当代人研究当代史，常常会带着感情，但冷静的学术研究，不应为个人感情所左右，要以理驭情，做到理正情真。在全书导言、结束语以及各卷卷首语、结束语中，集中体现了怀着浓烈“知青情结”的作者对于知青问题的冷静分析，对于知青一代的总体肯定，对于知青精神的赞扬、继承，我认为这些基本观点理正情真，有别于某些偏颇、过激、片面的看法，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在知青上山下乡动因、性质等理论问题上，作者都作了有理有据的分析，作为一省的知青史，能讲到这个分儿上就很不错了。当然，如果全面研究中国知青史，在理论上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和反思的空间。兹事体大，不在这个简短的书评中展开。作者决不回避知青史上的敏感问题和工作中的阴暗面，如第二卷第七章所述部分知青生活不能自给，患病得不到治疗，一些女知青受到迫害，知青被殴打，以致非正常死亡等等，揭示出的问题触目惊心。接着，又如实记述了各级党政以贯彻毛主席复知青家长李庆霖信为契机，以查处迫害知青案件为突破口，一步步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举措，使人感受到党和政府对知青的关爱和保护，感受到即使在“动乱”中，我们社会仍有“邪不压正”的光明面。书中浓缩了很多知青先进人物拼搏奋进的事迹，还有知青干部、基层干群艰辛奉献的事迹。作者“笔端常带感情”，使读者受到感染，抚昔思今，更加感受到我们社会的正能量。

如果要对书稿提一点参考意见的话，就是引用当时报刊、简报资料时，能否对个别提法的真实可靠性注意鉴别和作出独立判断。因为从“大跃进”开始，到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浮夸风都相当厉害，添油加醋、言过其实的报道很多，引用时须加以鉴别，避免以讹传讹。比如第二卷542页几个例子的增产数据就不太可信。本书作为一部信史，再版时若能挤掉一点所举事例的水分，将会更加彰显著作的学术性，增强可信度。这正是我在赞美鲜花的同时也挑点刺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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